《汉藏史集》长期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认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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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4 09: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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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图对《汉藏史集》在问世之后不受重视的问题做出分析,认为该书对传统体例的继承方面,因为同时代已有早出的同类成熟作品而使其显得不突出,而特色部分又不为当时的史学主流关注,这正是造成它长时期不被世人关注的原因。

关键词:《汉藏史集》;重视;史学著作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12-03

一、不被重视的《汉藏史集》

《汉藏史集》是一本研究元明时期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珍贵资料,自从1904年被达斯在《吐蕃与中国鞑靼皇帝》中引用后一再被西方史学家引用,历来是研究元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本书在问世后却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流传甚少,只在尼泊尔和不丹的档案里才有少量刻本存世。国内读者得以接触此书也是凭借藏学前辈王尧先生1980年学术访美归来带回的影印本的偶然机缘。那么,造成它长期不被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对本书作一些最基本的了解,而后结合当时藏族史学的思潮和时代特点把本书内容和同时代及早出的著作做比较分析。

二、《汉藏史集》及其问世时代

(一)作者及成书时间

《汉藏史集》的作者是达仓宗巴·班觉仓布,从《汉藏史集》一书中的个别线索得知,他是萨迦派僧人,其家乡在叶如达村,他有一个梵名毗室利菩提。关于作者,目前无足够的资料可供考察。相关考证当前只有法国学者麦克唐纳夫人以及陈庆英先生做过的考证可参考[1]。由于作者身份尚无定论,本文在此更多是从本书内容的角度做一点尝试性分析。

本书的完成时间,据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在1985年铅印版序言中说,此书写于公元1434年[2]。

(二)时代

从分裂时期后期开始,藏族史学界形成“授记”传统,吐蕃时期王统史和世俗政治史退后,教法史成为藏族史主流,即便是王统史,也只提及对弘扬教法有贡献的赞普,使王统史成了教法史的附庸。

元明时期的史学,在内容和体例上继承了分裂时期以来的教法史传统和混杂体例,在史学观上则显出开阔的境域观。藏族史学家的视线从印度、雪域高原等有限的地域拓展到西夏,蒙古,中原汉地,开始形成对大一统境域观的认同。

这一时期的史学代表作品有《彰所知论》、《佛教大宝藏论》、《红史》、《雅隆尊者教法是》、《青史》、《新红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

(三)内容

《汉藏史集》一书内容广博,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地域广阔,为便于分析,将目录详列如下:

上篇:瞻部洲各部分王统提要,瞻部洲地域和民族类别及吐蕃史上的氏族,印度王统,释迦牟尼功业,佛法分期、佛教结集,于阗、汉地、木雅和吐蕃王统,茶叶和碗在吐蕃的出现,赤德祖赞及赤松德赞的历史,吐蕃医学史,赤松德赞至朗达玛灭佛间史,佛法后弘情形,吐蕃七良臣事迹,刀剑在吐蕃的传布、茶叶种类及鉴别知识

下篇:蒙古王统、吐蕃地区驿站设置及丞相伯颜、桑哥故事,乌斯藏驿站支应办法,萨迦和江孜法王世系、南杰林巴家族史,无上密法在印度和吐蕃的传布,吐蕃佛法后弘期大德和寺院,下部戒律和香当派传承,俄译师伯侄等高僧发展讲经院情形,时轮教法在吐蕃的传布,达波和襄巴噶举、希解派及帕竹噶举传承,夏鲁、帕竹历任万户,拉巴教法传承,业果简论,《彰听知论》上卷摘要等。

相比以往及同时代作品,《汉藏史集》有继承也有创新。对以往体例继承部分:教法史及大一统境域观下的王统史和世系史家族史等内容;特色部分:即对元朝档案的详细记载及尝试对茶叶、刀剑、碗方面技术传播发展史进行专题写作部分。

三、原因分析——内容与时代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汉藏史集》之所以在元明时不显于世有着以下重要原因:

(一)《汉藏史集》作为问世较晚的一部授记史书,在体例框架之内并不突出

这一(元、明)时期的代表作品《彰所知论》《佛教大宝藏论》《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等各有特色。

在发扬开阔的境域观方面,《彰所知论》首次提到蒙古,并把蒙古、吐蕃和印度并列起来,重拾吐蕃王朝后藏族史学久已失落的世界观,而《红史》将眼界放得更宽,首次对吐蕃以外的木雅(即西夏地方)、蒙古和汉地等大一统下各民族区域历史进行系统概括,成为第一部“专门的世界史”[3]和后世该体例著作的典范。《新红史》则将此进一步发挥,并成为大一统境域观下的“世界史三部曲”中的总结性著作。

而在教法史方面,《大宝藏论》和《雅隆尊者教法史》则上承分裂时期混杂体史书《班奈教法史》、《娘若教法史》,进一步发展成为综合体的成熟著作,成为元明教法史的典范。与《汉藏史集》同时代的《青史》不仅作为教法史、新的境域观的继承者,且在年代考据方面颇有特色。

以上各书,或以开创之功,或以恢宏格局,皆以特色扬名于时。在体例方面,前述各书各有所长,与这些同时代的书相比,《汉藏史集》问世较晚,却又不是过晚,在既定的体例框架中,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同时代的前者的成就淹没。

而在《汉藏史集》后约一百年问世的《贤者喜宴》,不但保留了布顿大师将宗教学理、历史知识、核心经典融合成三位一体性质的体例,还有所创新,首次把前人很少提及的一些知识如律学、五明之学加以总结,追寻这些学问的发展源流。虽说是同样晚出,但随着时事的推衍,得以有机会充分发扬班觉桑布初步开拓的体例,并发挥到极致,以一般教法史难以企及的宏大体例和广博视野,成为藏族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总之,相比之前成熟作品,它囿于体例一时难以突破,而它特色之处的百科全书倾向又被其后的《贤者喜宴》发挥到极致,相比前后,《汉藏史集》处境尴尬,一时无法显出应有的光彩。

(二)在重宗教、轻世俗的史学思潮下,其所独具特色的生活和科技发展史部分又不为主流史学界和时人所重

《汉藏史集》一书最重要处在于:

上篇中介绍茶叶、刀剑和碗传入吐蕃的历史;下篇中记载元代中央政府在西藏所进行的一系列施政,诸如政治军事制度的建立、设立驿站、清查户口以及蒙元在藏指户、置驿、划分万户及桑哥等官员传记等。

但如前所述,这些恰恰是当时的史学主流不关注的。正如孙林先生所言,“在吐蕃王朝的后期,藏族的历史学家已经从宗教的立场上来看待西藏历史,将宗教对于历史的作用进行人为的夸大,以宗教价值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准”“在当时的史学家看来,历史只有同宗教相关联才具有叙述的意义”[3]215“《玛尼全集》等伏藏著作”也基本以宗教思想作为学术主题,历史变成了宗教教理的诠释和补充,自《佛教大宝藏论》始,藏族学者开始以一种“历史发生目的论”看待历史,历史事实在其眼中,几乎就是解释宗教发生和传播的合理性的注脚[3]162。《红史》注中解释降季敦巴喜饶的《王统如意宝树史》之所以不被重视而散失,就是因“未记述有关佛教的事,人们认为意义不大”[4],《西藏王统记》作者(索南坚赞也)认为在当时,“人们仅重视与佛法有缘之王,像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热巴坚等,所以与佛教无关的赞普,如自聂赤赞普到拉托托日年赞的27代王间约500年的历史,就无人加以重视了”[3]237。贵为赞普的历史命运尚取决于对宗教的贡献,被佛教出世思想所轻视的世俗事物,如行政、户口及生活用品、生产技术发展等史料在当时史学家眼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班觉仓布慧眼独具之处,正是主流史学家眼中不值一哂之物。

(三)引用苯教观点,触犯忌讳

《汉藏史集》一书曾叙述:“吐蕃人的族系又分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2]12这源于噶尔梅先生《苯教史》,孙林先生也曾指出,“《汉藏史集》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作为佛教徒,却并不排斥本教徒的一些观念和历史故事。比如第四章有关廷格王子的传说。按本教说法,廷格王子是汉、吐蕃、蒙古的祖先”[2]262。

有些学者认为,佛教和苯教二者之间的斗争并不像之前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但两教间的门户之见之深则毋庸赘言,二者门户之隔也使得一些原则问题上不容“越界”。本书所引观点是事关吐蕃起源的重大问题,是有关教化的有分量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吐蕃,著史举动本身就隐含着“弘法”的高度象征性和神圣性意义。这一点在当时史书开始部分约定成俗的顶礼颂辞格式以及史书体例和内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著史(弘法)这样神圣的举动上,在吐蕃祖源这样敏感的话题上,班仓觉布没有拘泥于宗教门户成见,将苯教观点纳入自己的作品中,在今天看来这虽是优秀史学家的可贵之处,但在当时传统眼光来看也许正是其招致责难之处。

总之,作为分裂时期以来史学思潮的结果,《汉藏史集》而作为一部史学大发展时期的著作,既有对以往史学思想和体例的继承,也有着独创的体例和特色。作为史学传统的继承者,由于同时代同类著作的优秀,它作为晚出者,未能引起特别的重视。而它对世俗领域的关注,也不为主流思想界所认可,而他对苯教观点的引用也触碰了门户界线,所以《汉藏史集》在很长一段时间备受冷落。

四、优秀的史学著作

但是,作为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时代的冷落并不能否认它的价值。

(一)高度自觉的史学修养

《汉藏史集》继承了藏族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年代考证,以确保历史记载的准确;另外,本书沿袭了《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做法,在引用史料处均详加注释并据自身理解作说明,展现一个史学作者的高度修养。

(二)开阔的眼界、专题写做的创新和宏大格局

本书延续了分裂时期混杂体史书的做法并有所发展,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力求拓宽历史的格局和覆盖面。为做成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对此前大量的著做《佛陀降世记》、《松赞干布遗教》、《大臣遗教》等作了总结,所用史料包罗极广,举凡宗教、政治、家族、人物、文化、技艺等无所不纳,与同时代而先出的《红史》、《新红史》相比,在眼光和格局上更具百科全书的通史性质。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百科全书式著作的发展趋向,正是晚出的鸿篇巨制《贤者喜宴》的先声。

(三)独特的眼光及着重之处

书中对刀剑、茶叶、碗、医药等生活和生产性知识的记载,虽不为当时重视,却是该书的独特之处。元明时期,藏地史学界重视年代考证,但最早采用汉地九宫历作为年代考证工具的当推《汉藏史集》。这既反映了作者的博学,也为研究藏族史学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四)珍贵的材料

《汉藏史集》流传下来的刻本极稀少。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是本书的精华部分。本书详载了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中宗教、军事、赋税、法律、驿站设立、本钦委任等珍贵史料。书中保存的户口清查和驿站设置的档案、划分万户以及桑哥、伯颜传记等,更是治元、明史不可替代的文献。

今天,随着对元史研究的深入,学者日益认识到《汉藏史集》在藏族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本书,学界对于元代在西藏设立驿站、清查户口,委任官员、用兵平乱、建立行政机构以及元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本书对统领西藏地方的萨迦政权的多方位的记述,使藏史学界对元朝与西藏的统属关系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汉藏史集》虽然由于时代史学观念的原因不为当时所重视,但以上优秀的价值决定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其珍贵价值必然为学界认可。

五、结语

班觉桑布作为一名承前启后的优秀史学家,在继承分裂时期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以超前的视角和开阔胸襟做出了新的探索,他虽未能免俗,仍继承了宗教授记体史书的体例,但他试图将史学关注的视角从宗教的云端拉回世俗的地平线,在已经教条化了的史学中,注入了一丝烟火气息,在经堂里封存了户口和档案,在木鱼蒲团旁撒上柴米和油盐,他想把干瘪的宗教注脚改造成鲜活实用的百科全书并大胆做出初步的探索。但时代倨傲的视线始终停留在云端,并以冰冷的目光回敬了他对“庸俗”有情世间的狂妄热情,以轻蔑的嘴角来面对他跃出雷池的脚步。直到五百年以后,西方学者在尼泊尔和不丹的皇家档案馆中发现了她的落寞身影,她的倩影才重新进入世人和学界的视线。

参考文献:

[1]麦克唐纳.《汉藏史集》初释[c]//国外藏学研究论文集:第4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序言.

[3]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32.

[4]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序言.

[5]蔡巴·贡嘎多吉,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红史[M].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6]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M].汤池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7]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9.

[8]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M].黄灏,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9]陈庆英.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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