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现实

工作报告 |

时间:

2021-10-13 09: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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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在对语言学与术语学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术语学的学科特性;简述了“3W论”的要义,指出了“本体论”在术语学中的深层机理。进而以基本术语“标准”和“标准化”为具体案例,着重分析了由于语境和视角的不同长期以来形成“广义说”和“狭义说”的来龙去脉,并解析了“多样化”“标准化”以及“个别级”(即单件定制化)这些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就“标准”“标准化”面临国情改变和同国际接轨这两个话题,对如何实现相关概念和术语的能动转化提出了两点创议。

关键词: 语言学,术语学,本体论,标准,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N04;H08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2.001

Context and Reality: Thoughts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standard” and “standardization”//GU Meng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f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rminology, introduced the essence of “3W theory” (3 worlds of concepts), and pointed out the deep mechanism of “ontology” in terminology. We also take the two terms “standard” and “standardization”as specific cas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ated concepts behind these two terms, which generated from different contexts and perspectives at all possible levels. Moreover, we think “standard” and “standardization” are facing changes i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need to develo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ut forward two proposals for implement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for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linguistics, terminology, ontology, standard, standardization

收稿日期:2017-02-13

作者简介:顾孟洁(1938—),男,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标准化哲理和术语学的原理与方法。通信方式:gumj20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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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语言学与术语学的比较刍议

“需要是发明之母。”语言与文字是人类社交活动的产物,术语则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语言学和术语学的创立与发展,体现了人类的高超智慧,为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石。语言学与术语学的发展,都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从经验到科学的进程,但两者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社会功用。试将两者进行一些对比:语言学只对语言进行描写,而术语学还要对语言进行规定(编纂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词汇);语言学一般不对语言进行评价,而术语学则要对术语的各种成分进行评价,以便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显然,术语学家不像语言学家那样以温和的眼光试图分析和解释各种现存的词语,而是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专业领域中所出现和运用的各种词汇,因为说到底,术语学是在自然科学家们深感对科学术语的命名急需统一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其主要研究人员也大都是自然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1]。正是这样,自古以来的一部部文学名著是由作者发挥美妙的想象力把大量的词语运用各种特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而成,而一门门的权威著作和学科知识则要由一代代的专家学者从一个个表达明确概念的术语、表达相关概念之间联系的命题,以及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验验证的结果综合而成。千百年来的诸多领域的文人墨客和专家名流,创造出大量的鸿篇巨制,为今日世界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20世纪80—90年代起,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将的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以美国首创的“信息高速公路”为发端,到今天一个奇迹般的包罗万象的“移动互联网”已经遍布全球和神州大地。今日之出版手段无比便捷和高效;各种网络新词新语以及表达各种观念的“文本作品”,不需要“纸张和距离”,就能飞速地扩散和传播。这为语言工作者提供了耕作的新的土壤和使命:怎样把握和引导那许多时尚作品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以及新词新语及其组合或字母符號的合理性,等等。但是,对于术语学来说,由于它植根于人类智慧与文明的深层,术语工作的步履依然是那样地稳健与沉着,并且必须以其固有的严谨,通过不断地制定和修订一系列的术语标准,为新时代各种学科门类知识产品的正确性与科学性把好关。与此同时,对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亦当与时俱进和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与探讨。

本文拟从对术语学的学科特性及其机理的深层理解出发,对“标准”和“标准化”这两个最基本的术语的核心概念,结合其语境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本体论”与“指月说”

术语学并不是一般所想象的单纯地由语言学、逻辑学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综合而成的一门学科,而是如国际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先驱、奥地利杰出的术语学研究工作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所下的定义:“普通术语学理论是介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信息科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该定义中所提到的“本体论”(ontology),按照经典的说法,就是研究“存在”(being)的学问,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方面,被称为“第一哲学”。它是哲学“首先思考并会永远思考”的内容,既十分古老,又十分深奥。但自从当代科学哲学家K. 波普尔(K. Popper)根据他长期潜心研究本体论后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之后,对本体论的表述就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了。

笔者有幸于1991年7月在第一届“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三个世界与概念的离散度——关于术语系统的本体论分析》的论文[2],接着又于1997年第二届“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主观概念与客观概念——关于认识的主体性在术语工作系统中的作用机制分析》的论文[3],运用由波普尔首创的科学哲学“三个世界”理论,以及由笔者创制的“简明图解模型”,就本体论对术语学研究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特殊重大意义和作用进行了仔细分析和较深入的探讨。上述两论发表后均即时地得到了国际著名术语学家、术语学先驱E.维斯特的事业接班人H.费尔伯教授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指点[4-5]。以下是对此项探索大致内容的概述:

科学哲学本体论三个世界及其图解模型的主要内容是:(1)对于人类来说,整个宇宙自然界由“物质世界”W1、“人的精神世界”W2和人的思维运动的产物即“客观的知识世界”W3这三种存在方式组成;(2)“客观的知识世界”W3是人的精神内容通过文字和符号“外化”而形成的,书籍是其最常见的形式,它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3)由于个人在认识上所存在着的主体性因素的作用,书本知识所反映的内容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不对的(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4)要建立起正确的知识,必须对所考察的事物首先建立明确的概念并采用恰当的术语来指称,并且在人类共同体中应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有了明确的而且统一的概念之后,通过建立命题和进行推理,就能形成各种门类的知识;(5)“客观的知识世界”W3一旦形成,便有它自身的生命力和它自身的发展逻辑;正确的理论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错误的理论则可能误导世人,甚至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可以说:认识主体内在素质的自我完善,是使主观概念向客观实际逐步逼近,从而正确地把握事物本质的重要条件;术语学及其哲理核心本体论的研究,将在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中获得她永恒的价值!

但更深层的探讨,将涉及对术语学研究的三大主题“客体”(objects)、“概念”(concepts)和“术语”(terms, symbols)的精细划分[例如将“客体”区分为“实存的客体”(如“月亮”“公鸡”)和“想象中的客体”(即“观念客体”,如“以太”“时间”等)],此时整个的情况就会复杂很多——正如今日人类在诸如哲学领域和宗教领域所见到的歧见纷呈的状况那样(此时若采用简明的图解模型将能有利于深入浅出地阐明一些观点,本文不赘述)。在此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示意和“借喻”说明,不妨引用佛学研究中的“指月说”:所谓“指月”,源于六祖慧能与无尽藏尼姑的一个典故。无尽藏尼姑对慧能说:“你连字都不识,怎能谈得上解释经典呢?”慧能回答:“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真理好像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手指可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是明月。”示喻文字所载的佛法经文,都只是指月的手指,只有佛性才是明月的所在。……认为一切言教无非为示机之方便而设,如以指指月,使人因指而见月。那么“术语”无非也相当于起着“手指”的功效——它作为指称概念的语词或词组(包括字母、符号等),究竟能否引导人们建立起对相关事物的准确而又统一的概念,还是不一定的,因为导致“概念离散”有多方面的原因,诸如:

——所指客体本身有难于理解的抽象性或复杂性,如“光子”、中医的“气”等;

——语境的差异,包括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

——不同社会制度、人文背景和语种之间存在沟通和协调上的问题;

——对某个具体概念进行严格的逻辑划分存在困难……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困难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术语学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二如何理解和把握“标准”和“标准化”的核心概念?

概念和术语的统一,是建立一门新学科的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概念同术语(或语词),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离不开语词,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即该种事物都具有而别种事物都不具有的那种特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具有全人类性;而语词是概念借以形成、巩固和交流的形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但由于迄今世界各国(包括国际标准化机构)的标准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标准化专业工作者,在探讨标准化的起源、领域、发展史以及方法和原理等的时候,所面对的视野极为宽泛,而视角却往往各有侧重、互不相同——“语境”各别,导致在理解和把握“标准”和“标准化”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呈现错综复杂、混淆不清的格局。这就对(版本更迭多变的)定义表述之恰当与否,以及尔后一系列命题的提出和进一步的推理、论证(包括数学方法的运用),等等,在理论的完备性和逻辑自洽性上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弊病或缺陷。

在对标准化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上,主要存在着“广度”上的歧義和“深度”上的歧见[6]:

1“广度”上的歧义,即存在着标准化的“广义说”与“狭义说”的重大分野

基于人类自觉的有组织的标准化活动系从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始(解决作为大批量生产技术基础的零部件互换性是其起点),并且尔后从企业、行业、国家到国际的标准化活动内容很自然地只涉及经济领域的生产、技术和贸易等方面,所以从实践经验的角度首先形成了“工业标准化”这个特定的思路。此后把凡是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机构(部门、团体)称为××标准化机构(部门、团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被称为“狭义标准化”的一整套观念。

但从对标准化的扩大宣传、教育培训和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对标准化的历史渊源的发掘和对其内涵本质的深入探讨,又形成了“标准化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以及标准化存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这样一种广义的观念。如德国对“标准”的定义:“标准是调节人类社会的协定或规定,有伦理的、法律的、科学的、技术的和管理的标准等”(DIN 820—1960)。澳大利亚标准化协会(SAA)对标准化所做的解释为:“标准化规定的方面很广泛,它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语言就是标准化的一种形式,道德准则和法律也属于标准化的范畴……”法国标准化原理专家J.C.库蒂埃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标准化在一切有人类智慧和活动的地方都能开展。”[6]这种标准化的“广义说”,也可以说早已形成一种共识。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把标准化工作的范围和理论上的提法都局限在工农业生产和工程建设中制定和贯彻技术标准方面,形成了明确的狭义标准化的观念。但在80年代起国家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同时随着对[日]全面质量管理(TQC)技术的引进直至今日对于ISO 9000的全面推广,把标准化从技术领域扩大到管理领域和服务领域,从“物”推进到“人”和“事”,从产品和工程推进到环境、安全、卫生等方面,又从“硬件”推进到“软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广义标准化提供了现实依据。

但是,基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反变关系——我们必须在通盘考虑到“标准”及“标准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相匹配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概念的指称”即“术语”。通常的办法是对一个大概念(上位概念)进行划分,即对大概念加上适当的限定词以使概念更明确。但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而有时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2“深度”上的歧见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标准化工作注重在功利意义上的现实效果,而并不谋求在理论意义上的严密和完善。就世界范围而言,把美国人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誉称为“现代标准化之父”已成共识。因为他在履行为政府制造一万支来福枪的合同过程中,首创了零部件可以通用互换的概念,从而奠定了大规模生产的基础。正是这样,在迄今国际和国内许多注重“实用性”的标准化教材中,无不把标准化同作为大批量生产前提的精简、压缩品种,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以及简化、统一等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之后,随着系统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质量保证手段提上议事日程,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标准化学科知识的内容。它同计量学、合格评定认证制构成当代标准化的三大要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向上述立足于大批量、高效率和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主旨的现代标准化方法和理论发起激烈挑战的,是美国记者出身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他站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即他所称为的“第三次浪潮文明”)的高度,认为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一种非常灵活的新型自动化生产线[即“柔性制造系统”(FMS)]的问世,成批、大量的生产方式将按照消费者需求的扩展而转化为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以致最终要向产品的完全定制化(即真正的单件生产)的方向前进。所以他得出结论说:“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只会使生活越来越多样化,而不是更进一步标准化。……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指导原则之一的标准化,正被(多样化)取而代之。”[7]很显然,托夫勒先生的“误判”是由他对于“标准”和“标准化”的内涵本质缺乏深刻理解所致(“多样化”并非专业术语,也不是“标准化”的对立面);但是,他的观点同标准化的传统观点实际上存在着“暗合”之处——这个传统观念已习惯于把“重复性的事物”作为标准化的对象,把“专用件”视为“非标准件”,把“单件生产”视为非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并且在潜移默化中近乎要把“标准化”同“统一化”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了!

从哲理和逻辑意义上向上述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曾任印度标准化学会主席的C.魏尔曼(C. Verman)博士,他在《标准化是一门新学科》力作中特辟一章,专门论述“个别级标准”。他指出:个别级标准几乎对于任何与经济活动有关的部门都是需要的。从最复杂的河道工程计划、运输网络、建筑物、房屋住宅等,直到家具、服装式样以及珠宝的装潢设计一类最基本的形式。个别级标准的特点是标准制定者预期为其本身的需要,对非重复发生的情况而设计的。而魏尔曼博士所提出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如果忽视了个别级的重要性,标准化空间的结构将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在任何理论性处理当中,主要的目标是在于建立一个几乎可以毫无例外地包括所有可能遇到的事例的符合逻辑的结构。”[8]

上述讨论虽然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传统的“工业标准”“技术标准”的主题,但把各种观点综合起来,就可以从中发现对“标准”“标准化”的“一般化理解”有所超越的新的意蕴,即:(1)其领域可以涉及伦理、法律、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诸多方面,概括地说就是“标准化在一切有人类智慧和活动的地方都能开展”。(2)其具体对象并非局限于“重复性的事物”,也应包括单一的或独特的事物。

三新的语境和现实引发新的思考

物换星移,科学在腾飞,社会在进步,中国的标准化事业也不例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确立,对尔后在全党全国全民政治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确立并实施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这一哲学命题的英语表达为“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我们发现汉语“标准”一词的概念,在英语中有两种主要的表达方式,即“standard”和“criterion” [10]。這一发现,为我们实现标准化概念的“跨界飞跃”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标准化领域的广度的进一步开拓会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的辞书对“标准”一词的释义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而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中对术语“标准”所给出的定义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注: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显然,这个定义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针对英语词“standard”给出的。

诚然,對于“标准”在广义和狭义上的思考,实际上早已有之。但也许一方面是由于中西语言上存在着差别,即“在专业、技术、科学、社会、经济、语言、文化或其他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必须通过“概念和术语的协调,使密切相关或相互重叠的两个或多个概念之间,最终能够建立起对应的关系,以消除或减少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 [11] 。

我们对“standard”和“criterion”这两个词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standard”多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也正是国际标准化机构和中国现行的标准化主管部门所管辖的范围,亦即以往通称的“工业标准化”的领域。而与英语“criterion”相对应的汉语“标准”,则更多的是适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诸如法律与法规标准、人的行为道德标准、艺术审美标准,乃至于体育比赛的评判标准等(在政治和哲学上检验真理的“标准”是“criterion”而非“standard”)。因而相比较而言,“standard”是属于刚性的要求,往往可以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计量检测的。而“criterion”则往往与认识主体或执行者的主观因素相关,因而是有一定的弹性(柔性)的。诚然,迄今世界各国在针对“standard”推行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方面已达成共识,并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互相接轨”。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制定和实施的“标准”(criterion)方面,则因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不容易实现“标准化”。而另外一个因素,也许正由于“criterion”往往属于“个别级标准”的性质(如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一家国企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标准等),而不能与“standard”所反映的“重复性”相提并论吧!

另外一个与标准化工作中遇到的国际术语协调相关的现实问题,涉及“标准”与“技术法规”之间的“概念纠葛”,必须运用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为亟待解决《标准化法》修订中所遇到的一个“瓶颈”难题提供思路。

早于1988年颁布、198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工作进程维艰:由于改革开放后具体国情的变化,要实现同国际惯例接轨,需要认真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寻求建立共识。其中有一个与基本概念和术语相关的“瓶颈”难题,就是国外广泛推行和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WTO/TBT)中所要求的在自愿标准体制下的“标准”和“技术法规”相结合的做法,与中国《标准化法》规定的“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相结合的做法,两者不相适应[12]。如果能按前述的分析:“技术法规”本属于“criterion”的范畴,它与“standard”是可以在汉语“标准”和“标准化”的总范畴下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那么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瓶颈”难题当可迎刃而解了。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不妨以德国的情况为例做一说明。德国没有颁布标准化法,联邦政府也没有官方的标准化主管机构,德国的标准化工作主要是由德国标准化学会(DIN)负责,它是一个民间组织,是政府承认的德国标准化主管机构。德国的标准,包括ISO、IEC、欧盟、DIN标准以及各种团体标准、行业标准,都是由企业和用户自愿采用(企业标准由各企业制定,多是保密的,也是DIN标准的主要来源)。但对于那些涉及国家安全要求、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和环境等方面,则必须由政府主导颁布技术法规,要求强制执行(相关的标准文件中的技术事项和指标要求等会在技术法规中直接引用)[13]。在这里,法律和法规本身就属于“criterion”的范畴,实际上是一种更严格意义上的“广义标准”——至于整个的自愿标准体系,企业和用户当由其本身在市场竞争中的现实需要来决定怎样采用,实际上是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控制”。

四结语

客体、概念和术语是术语工作的三大要件。在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统领下,实现其“三位一体”,应是术语工作的大方向和大目标。

术语同概念好比是“指”和“月”的关系。“标准文本”是标准制定者的特定的思维活动“外化”的产物,它必须“内化”为标准执行者的意识,并据此指导一切相关人员的具体行动,才能结出标准所规定的理想之果。

“standard”的制定和实施,是增强个人、企业和国家“硬实力”的必由之路;“criterion”的制定和实施,则是一种无比重要的“软实力”的体现。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中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标准”和“标准化”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它们必将为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独特的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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