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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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5 09: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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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jbߊz{饨ky知识立场,以及他在处理“伤寒”的身体所采用的认知模式。因此,“伤寒”解读在他的《寓意草》中,成为喻嘉言首要的叙述主题。

从《寓意草》第一卷连续性的伤寒病案中选择六例来说明。第一例黄长人,中年,平时不服药,病后十天“忽然昏沉,浑身战栗,手足如冰”;次例金鉴,年岁不详,“春月病温,误治二旬,酿成极重死症。壮热不退,谵语无伦,皮肤枯涩,胸膛板结,舌卷唇焦,身倦足冷”;再例徐国祯,“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到前,复置不饮,异常大躁,将门牖洞启,身卧地上,更求入井”;四例钱仲昭,“患时气外感三五日,发热头疼,服表汗药,终止热不消,口干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红斑,神昏谵语,食饮不入,大便复秘,小便热赤,脉见紧小而急。”五例张某,“伤寒坏症,两腰偻废,卧床彻夜痛叫,百治不效。”六例黄曙修、黄起潜父子,“春月同时病温,乃翁年老而势轻,曙修年富而势重。”

六个病例的时间跨度多大,医案没有记录,但可以看作特定的时间过程中构成的“伤寒”系列,作者其实也有意通过他的叙述,建构一种医学时间,以便从不同的病人和不同的症候来展开疾病的知识结构。

判断这些疾病患者时,喻嘉言碰上的问题是疾病的本质与症候丰富性之间的区分,他与“世医”的分歧与争论,以及自我认知的差别与难度,都体现在显现的疾病事实与隐蔽的疾病本质之间的矛盾对立当中。黄长人的例子,世医认定为“阴证”,喻嘉言则判别为“阳证”,前者按“伤寒”阴厥成法理解,而“不知传经之热邪转入转深”,因此后者以“热深发厥”来断定疾病的根源。金鉴的伤寒,已经过其他医师当作单纯“阴证”治疗,喻嘉言辨析为“春温证不传经”,“阴证、阳证,两下混为一区”,按传统的“伤寒”认知,这是一种“死证”。他个人缺乏处理这种阴阳混合的疾病经验,只能按“活法在人,神而明之”的古训,天机自动,灵活运用。徐国祯与前两例不同,一位世医断定热证,气势汹汹要用“承气汤”方治疗,喻嘉言坚决反对,“阳欲暴脱,外显假热,内有真寒,以姜、附投之,尚恐不胜回阳之任,况敢以纯阴之药,重劫其乎?”这种对于疾病身体寒热关系的把握,并非知识观点改变,而是他对“阳证”的身体有着变化性的认识。钱仲昭又是一种,此人三五天时间,病情危急,同样因为被其他医师误治。在喻嘉言看来,钱仲昭的身体“阳明胃经表里不清,邪热在内,如火燎原,津液尽干”,这种“虚热内炽”表现出来的疾病症候,需要通过“甘寒”加以调和,才可使元气再生,化解危险。张某的身体被“伤寒”损坏,亦有其他医师“百治”,均无效。按喻嘉言的观察,患者虽不至死,但即使病愈也将成为一个废人。不过,喻嘉言还是细致审视症候,断定病人此时尽管“热邪深入两腰”,但还处在“邪正互争”时期,速治应能“救全”。黄氏父子伤寒,本来由喻嘉言诊治,却因怀疑他的方法是不符合世医传统的“偏僻之说”,便另请别的医人医治,结果父亲服药后“浑身冻裂而死”,儿子仗着年轻身强,并且先服用过一剂喻嘉言以人参为主的“解表和中”药,幸免于难,病在床上六十多天,才能爬起身来。有关黄氏父子的病候,喻嘉言一再强调“戴阳之证”,无奈病主不仅在治疗期间不相信,事后还要继续责难,“凡遇戚友家,见余用药,率多诋訾”。在《寓意草》所有医学叙事中,这是喻嘉言遭遇到的最为尴尬的事件。

事实上,喻嘉言与世医在“伤寒”认知上差异,无论怎样对立,但辩论双方都没有解决不确定性造成的难题。世医靠习惯经验判断疾病症候,喻嘉言则依据他对身体理论的假设来推求疾病真相,以一种不确定性与另一种不确定性竞争,结果还是不确定性,尽管事后证明喻嘉言的判断与诊治比较准确,但他也不会在这种争论中获得真实的支持,最多也就如一位不服气的世医说的那样:“此人书多口溜,不能与争也。”

总之,17、18世纪“伤寒”病的诊治,在中国医学进入现代之前,继续呈现出一幅困难图景。或许喻嘉言个人较高的治愈率,为这幅医学图景多少增添了一些乐观气氛,然而《寓意草》仍然揭示了中国医学的总体性困难。自建立在自然性疾病经验与假想基础上的“伤寒论”产生,进一步加固着中国医学的身体观念和知识体系,由那些微妙而复杂的身体因素,以及它们的联系与组合,所形成的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方式,将《内经》以来的中国医学进一步推向了非客观化,因而也阻隔了医学确定性的探求与发现之路。为什么自有“伤寒”观念以来,医学的认知不是变得容易了,而是越来越如此困难,正是因为“伤寒”的身体复杂而不确定的模式,对医学的认知提出了激烈的挑战与考验,以至宋、元、明、清数百年,仍然会视“伤寒”为中国医学畏途,当然也把它看作检测医学能力的最高标准。所以,喻嘉言在《寓意草》中常常悲欣交集、喜怒同在,这种医学表情在现代临床医学那种看透了一切的冷漠目光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相对医学科学而言,中国医学的非客观化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缺陷,但不是必须克服的缺陷。疾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离开身体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将其简化和消散为完全的“可见之物”,也不一定就能说明真实。而作为弥补,中国医学对于身体的深思与尊重,或许对现代医学“非人化”发展还有一种必要的制约。医学的不确定性确实与医学危险并存,对于中国医人如喻嘉言而言,克服危险,靠的是道德勇气与良知发现,靠的是那种对于人的身体的责任与担当。《寓意草》里,喻嘉言对他的同行与竞争对手,每有一问:你敢担承吗?事关医学伦理与道德情怀,此问绝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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